这篇文章是今天晚上我在天涯上读到的最好的一篇。现在转过来，和诸友分享。人是群居动物，因此人天生就具有政治性。人们在茶余饭后最喜欢谈论的话题除了风月便是政治。以往我看到的关于文革的材料大多是对那场政治动荡的描述流于表面。而一些文艺作品如电视剧等仅仅把文革当作一个混乱布置的舞台，一个特定的场景。这些都不能帮助我们有效地认识文革。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研究文革时须占据的角度和关键的切入点,使我顿觉耳目一新，笼罩在文革之上的那一层烟雾似乎透露出一现曙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我辈当共勉之。

 

我们应该如何研究文革/摩罗
　　
　　原载：http://blog.sina.com.cn/u/4aff84920100068c
　　
　　前不久，一位年轻朋友说，他正在准备研究文革，但是对于如何研究并不是很有思路，希望我能够提供一些意见。他之所以征询我的意见，是因为他读过我写的《中国人，你怎么能跳得过文革这一页》这篇文章。他在电话里声音颤抖地说：“那篇文章太让我震惊，我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真想搞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位朋友以为我对文革很有研究，才这样征询我的意见。
　　 其实我没有用学术的态度研究过文革，所以没有能力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但是总得有个交待，于是琢磨着写下几句话。
　　 研究文革大约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个层面是政治层面的研究。
　　文革首先是作为一个政治事件而发生的，其中纠缠着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情绪，以及统治集团内部各个小集团之间甚至个人之间的政治恩怨和个人情绪。一九四九年之后，执政者喜欢以政治运动的方式组织社会、处置民众，也以这种方式调整权力集团内部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每一个权力机构以及机构中的每一个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企图和人事上的打算，最后的结果是一些人得手了，一些人失败了。社会和民众则像洪水中的一根稻草，被翻过来卷过去。文革只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诸多政治运动的一种，它跟早些时候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反右等等运动一样，是新一代政治集团的一次权力运作。所不同的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针对的对象是新政权认定的敌对势力；反右运动针对的对象是政权内部地位最低的那个阶层（一些读书人）；文革运动所针对的对象，除了一部分享有较高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文化人之外，还包括着政权内部最有权势的一批政治人物。这种政治运作的复杂性是一个年轻人所难于理解的，也是像我这样的政治盲难于理解的。所以，我没法从事这样的研究。
　　 第二个层面是历史文化层面的研究。
　　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事件或者一场运动，它是有自己的来源的。他不但来源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也来自更加深远的历史。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国两制的国家，权力集团当然是国家的主人，集团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具有完整的体制性规定，但是这套体制跟底层人完全不相干。底层人完全处于被决定、被支配的地位，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尊严诉求都完全得不到表达的机会，他们一般也没有升官晋爵的机会。千百年来底层人一直在屈辱和绝望中挣扎。
　　中国一遇到社会动荡就往往闹到不可收拾，就因为这个在屈辱和绝望中挣扎的弱势群体被压制得太残酷，他们在严格的政治控制状态下忍受得太久，他们积压和浓缩的痛苦、伤害、屈辱太多太饱满，一旦得到爆发的机会，就像潘多拉的盒子里蹦出来的魔鬼一样，具有摧枯拉朽的破坏力。这是一种残忍而又无辜的力量，它长期隐伏在我们生活的幽暗之处，谁也不敢宣称自己跟这种力量无关。
　　文革发生以后，不但权势人物有自己的目标和利益诉求，社会其他阶层也先后卷入了运动。这些可怜的底层人也被动员了起来。每个阶层每个个人都企图利用这个机会，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表现自己的道德文化理想、谋求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排斥或伤害那些有仇于己有害于己有碍于己的人。当每个人的潘多拉盒子都从幽暗之处打开的时候，那种爆发力太大，远不是一个权威人物或者权力集团所能够完全控制住的。所以，文革中的有些恶劣故事，是在政治控制之外发生的。
　　 对于中国人的这些文化心理，应该进行深入研究。
　　我想补充一句。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的走向和大致过程基本上是在主要权威人物的掌控之中的。文革中的受害者我看主要有四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政治精英群体，也就是权力集团最高层的人物，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了官位，少数人在主要权威人物的安排下被整死了，但这的确是极少数。第二个群体是文化精英群体，他们是权力集团中地位比较低的人群，他们为新一代政权高唱赞歌几十年最后落个干校牛棚的结局，很是无辜。第三个群体是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会受到冲击并且早就被整垮砸烂的政治异己，他们早就是死猪烂狗，绝对的弱势群体。可是文革来势凶猛，他们不得不又一次承受恐惧和折磨。其中一部分人或者被整死，或者被迫自杀。第四个群体是广大的红卫兵群体，他们被主流政治力量煽动起来参加一场圣战，不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运动一结束他们几乎全部被疏散到乡村劳动改造。等到他们有权力上大学、进工厂并成家立业的时候，他们的青春年华已经烟消云散。这四个群体付出代价的方式，都符合当时主要权威人物的构想和需求。所以，文革实际上并不是全面的社会动荡。动荡是局部的，整体上依然处在权威人物的政治运作之中。
　　令人意外的是，文革结束以后，这四个群体的命运特别富于戏剧性。当年惨受折磨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一律官复原职，曾经失去的荣华富贵一夜之间就全部恢复。那些政治异端也时来运转，地主资本家右派等等全部摘帽，他们一夜之间由二等公民变成了一等公民，其中相当多的人只要一摘帽子，就不再是底层人的身份，而是立时恢复社会精英的地位。
　　最倒霉的当然是红卫兵那一群。他们曾经投入过那么大的政治热情，曾经付出过那么大的生命代价和青春代价，可是这一切竟然成了他们日后完全失去政治前途的原因。当年的功勋成了今天的劣迹，还常常被纠住不放，现在轮到他们扮演异己分子的角色。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以文化学术的方式进入体制之内，成为社会精英群体中比较低层的人，接替了他们当年冲击过的文化人的地位；大多数人则在安居乐业十几年之后成为社会利益调整的牺牲品，也就是下岗工人之类。当年免费的大学不让他们上，今天他们好容易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政府却向他们伸手索要学费。他们真是好事没赶上、坏事全兜着的一代。社会动荡的代价最后总是由底层人来承担，这话再一次得到印证。
　　当然，一场大的风波，决不只是殃及上述四个群体，实际上那些没有机会和能力在运动中表现自己的力量的草民也在承受伤害。由于当时的权力机构只会折腾政治运动，无心组织社会生产，于是全国人民都不得不承受物质匮乏的折磨，所有的底层人都在贫穷饥饿中挣扎。我小时候就曾经很长时期处于饥饿之中，如果文革再延续几年，我估计中国非得出现第二次大饥荒不可——这些年来我一直这么认为。
　　 第三个层面是人性层面的研究。
　　 一切运动都是人出于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做出来的，其原因其动力都深藏于人性之中。对于动荡年代的残酷事件，必须做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层面的研究，但是从人性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许多情况下，人性角度的研究可能是最深远、最有超越性的研究。
　　这种研究既是最残酷的研究，也是最温情的研究。说它是最残酷的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是建立在对人的罪性进行审视和审判基础上的，它的前提就是对人和人性极不信任、极为警惕。说它是最温情的研究，是因为在明了了人的罪性之后，对个人的一切罪过都是可以原谅和赦免的，为什么？就因为他是可怜的、需要拯救的人。在政治上、法律上、道德上、文化上有足够理由追究责任的那些行为和行为主体，在人性研究的框架之中，都化作了悲悯的对象。
　　 人性的研究往往不着眼于罪恶行为主体的个人责任，而是着眼于对人性的反思和忏悔，所以，这是最有超越性的一种研究角度，也许还是最能给后人带来启示的一种研究角度。
　　 以上三个研究角度，各有自己的利弊之处。一个认真的研究者，应该三个角度都努力顾及。最后形成的某一部具体著作可以偏重于某一个角度，但是在学术视野上、在人文关怀上应该将三者都纳于胸中。
　　我对文革的了解，经验的材料很少，主要是基于阅读建立起了对文革的想象。文革结束以后，最有话语权的人恰好是上文所述第二个受害群体。我刚刚有条件读书的时候，这些文革中被关进干校牛棚的文化人刚刚官复原职，他们连篇累牍地叙写着他们在文革中所遭遇的迫害和磨难，我带着强烈的义愤和同情跟他们一起重温着那个时代的恐惧与残酷。时间长了之后，我觉得那些人的文章只涉及了文革的一个侧面，如果仅仅依靠他们的材料来研究文革，那只能得出非常片面和歪曲的结论。所以，我以前的那份义愤和同情对于研究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接下来拥有话语权的人是红卫兵那一代人，可是他们对于自己的青春岁月往往怀有过于诗意的记忆，他们的描述也是比较片面的。
　　我曾经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和我的上一代人没有好好地研究文革而感到悲哀，现在看来，这几代人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出公正研究的。因为他们都是亲历者，难免带着强烈的个人情绪，无法进行较为客观的研究。比如我，文革对我的影响是比较间接的，可是那一代政治人物和他们的政策决定着我的命运，我也难免很情绪化。我一看到那些官场上刀光剑影勾心斗角的材料就恶心，只能远远地躲开，根本无法去研究。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恐怕只能期待后人。
　　 所以，当这位年轻朋友表示愿意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希望我发表意见时，我不揣浅陋，写下这么几句感想，给这位朋友提供一份参考意见，也寄予一份期待。
　　最后我想向这位朋友提出三点警示。第一，目前文艺作品中一涉及文革就是红卫兵挥舞棍棒和红宝书冲锋陷阵，这是一种极为不负责任的漫画化和妖魔化的叙述，是对真实文革的歪曲和遮蔽。第二，在研究中不要急于作结论，而是要充分地占有材料、广泛地研究事实。结论一般是简单的、短命的，尽可能复原的真相更有生命力。第三，不要过于夸大文革的特殊性，文革是中国历史链条上同质同构的一个环节，是中国政治、文化、社会值得研究的案例之一（而不是唯一），所以，应该以平实的学术态度来面对文革这个研究对象。如果怀着审判罪犯的冲动来研究文革，或者把它当作千古奇冤来研究，都可能会限制自己的思路和视野。第四，研究文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义举，而应该是一辈子的学术事业，千万不可急躁。如果真正发愿从事这项工作，那就应该从长计议，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方面打好学术基础，没有这些基础，就无法使自己的研究达到较好的水平。
　　 我的意见陈述如上。这篇文字只能发表在我的博客上，希望那位朋友看到之后及时通知我，好让我知道这篇文章没有白写，因为它是专为你写的。
　　 20061010日，北京北小河边

今天在CU的博客上看到有人介绍孟晖女士的新作《花间十六声》。看了援引的几段觉得颇值得一读。

现转贴如下：

在書店見到孟暉小姐的新作《花間十六聲》。

 

　　其實也不知為何會很快就記起她亦是《潘金蓮的髮型》一書的作者，相信是因為《花間十六聲》談的也是古代女子平日生活裡的器物。

 

　　《花間十六聲》無序又無跋，很是不慣，但讀之委實能多深入了解古人的生活情趣，而這些情趣，是現代人很難經驗得到的，因為環境都完全不同了，那種生活經驗也早就退出歷史舞台。事實上，讀《花間十六聲》，也只能讓我們想像一下，體驗卻絕不可能真實，畢竟我們都沒法返回歷史現場。

 

　　孟暉小姐在書的第一篇「床上屏風」就說了：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捕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再過兩代人，要理解這首詩，大概就困難了。截止到我這一代，在童年時多多少少，還都有夏夜露天乘涼的經驗。但是進入空調時代之後，特別是，一旦中產階層生活方式確立為全社會的標準後，夏天在室外乘涼、過夜，就會被視為下等人的粗鄙作風，而受到摒棄。

 

　　鋪一張蓆子，或者擺一張竹床在露天的庭院裡，一家人都是背心短褲之類的隨意穿着，散漫地躺在蓆、床上，搖着扇子，由大人給孩子講述各種傳說和傳聞，直到夜深。難耐的暑熱終於有所消退，人們於是酣然一覺到天明。這樣一種度夏的風俗，實際上已經在急速地從當代生活中退位。當然，我們可以認為，無論多麼炎熱，一家人都可以安坐在空調製冷的客廳裡，盯着彩電，接受媒體提供的關於世界各地的信息，這是一種進步。

 

　　到目前為止，只要關於納涼的傳統方式還在人們的記憶中依稀殘存，杜牧的這首《秋夕》就幾乎是明白如話──它寫的，是我們所經驗過的生活，並且是經驗中最日常、最溫馨的部份。也許，正是因為這種熟悉，使人無意對這首首詩兩作深究。其實細一想是很奇怪的，在一首露天納涼的詩作中，怎麼會有「畫屏」也就是屏風呢？……

 

　　是的，孟暉小姐這本大作，就是很努力再現千多年前那遙遠的歲月裡，中國女子生活的種種細節，筆觸深入而趣味盎然。所謂「花間十六聲」，就是十六種常在晚唐至宋代的詩詞中出現的物品：床上屏風、山枕、水車、口脂、黛眉、添香、熏籠、香獸、帳中香、寶鈿與金粟、結條釵、紅酥等等。

 

　　作者談的雖是古代生活小節，但有時也不忘來個今昔對照，像「黛眉」一章，作者便似頗多感慨：

 

　　每個民族，每種文化傳統，關於性感的概念原本很不相同。然而，中國傳統文化在近代一遇西方文明即兵敗如山倒的局面，也反映在對女性美、女性性感的傳統觀念的全面、自動的放棄上。今天的中國女性，都是拿西方白人女性形象作為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

 

　　這一段其實很長，孟暉小姐談的頗多，不想引了，網友有興趣的話，請自己找來看看好了。